黄峥辞任CEO，大佬们为什么都要退居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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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BT 财经
7 月 1 日，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突然给全员发了一封名叫《拼多多的一小步》的信，表示在前一天的特别董事会议上已经批准他辞任公司 CEO，原 CTO 陈磊将接任 CEO。
黄峥这“一小步”，不仅花费了他 1000 多亿人民币身家，也震动了整个中国商界。这位用不到 5 年时间就成为中国第二富豪的 80 后，究竟在想什么？
▲黄峥辞职的同时捐赠或划转了累计 13.9% 的股权
辞职≠放权
关于黄峥为什么选择在拼多多身家暴涨、与竞争对手激战正酣的时候突然退位，黄峥在信中的说法是：
“我希望通过这次调整，管理层可以逐步把更多的管理工作和责任交给更年轻的同事，让团队加速成长，让拼多多成为一个更好更强的持续充满创业活力的公司。”
然而，更多的猜测都指向黄峥并不想当中国首富。
辞任 CEO 和捐赠股权都是让自己排名下降、不再引人注目的手段；划转 7.74% 股权给合伙人集体，大概是受巴菲特“资产再分配“思路的影响。
师从段永平，黄峥完美地继承了低调处事的性格。
段永平 40 岁退出了步步高的日常经营管理，黄峥也 40 岁辞去 CEO；段永平认为“钱很麻烦”，黄峥说过“钱是工具，不是目的”。黄峥说，如果他不是拼多多的 CEO，根本不想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在拼多多上市时，他都没有去敲钟。
段永平带 26 岁的黄峥去和巴菲特吃饭，黄峥被股神“一方面享受着资本游戏带给他的快乐，另一方面有智慧地把绝大多数钱捐给了比他年轻的比尔盖茨，放心地让盖茨去完成财富应有的再分配”的处事方式深深吸引。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拼多多上市第二天在全体员工会上，黄峥坚定地说以后没有期权。因为他践行了巴菲特“钱先积累然后再分配”的思想，而这一点在他发表的《把“资本主义”倒过来》中也被清楚地阐明。
不过，关于黄峥辞职后拼多多是否会受到影响，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黄峥只是辞职，并没有放权。
黄峥在信中表示：“这次调整后，我将花更多的时间和董事会制定公司中长期战略，研究完善包括合伙人机制在内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从制度层面推进拼多多再上台阶。”
根据美国证监会文件显示，黄峥持股比例下降到 29.4%，但依然有 80.7% 的投票权，对拼多多还是拥有绝对的决策权。
新上任的 CEO 陈磊是黄峥的同学，同样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 IT 男，跟别人聊天会时常把 AI 或者更具体的“分布式 AI”挂在嘴边。
拼多多的思路是把“人以群分“，让“货找人”，走的是技术流，其 6000 多名员工中有超过 60% 的工程师。
陈磊笃信“在零售变革之前，技术永远是第一位的”，他研究的分布式 AI 将提高消费者与商品的匹配效率。高盛曾预测，到 2025 年，AI 将为零售业每年节省 540 亿美元成本，创造 410 亿美元新收入。
把拼多多这一披着电商外衣的技术公司交给陈磊，黄峥就可以更好地着眼于全局，为拼多多制定发展规划。
就像 2018 年张一鸣卸任今日头条 CEO，上任字节跳动（中国）CEO；2020 年又卸任中国区 CEO，上任全球 CEO。
公司发展到某个阶段，一定要有人站得更高，纵览全局，才不会因为只能看到片面而做出从长期来看错误的决定。
黄峥的卸任对拼多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实存名亡
张一鸣、黄峥这样主动卸任 CEO 在中国并非个例。
2019 年，马云辞去阿里巴巴集团 CEO 职务，刘强东也慢慢辞去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 CEO、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并于 2020 年正式辞任京东集团 CEO。
当然，他们选择辞职的原因并不一样。
60 后马云 2017 年就说过：“一个月挣一二十亿的人其实是很难受的，这个钱已经不是你的了，你没法花了。做的事情越多，担当越多，麻烦越多，同时获得的是间接的快乐感，而不是普通的快乐感。”他退休是因为已经实现了商业领域的个人价值，现在要通过做教师、做慈善，从社会角度实现人生价值。
70 后刘强东则更多是因为个人声誉可能会影响京东之后的融资和上市，迫不得已而为之。
80 后的黄峥、张一鸣虽然作为创业者已经非常成功，但他们心中规划的版图还没有实现，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发展决策，因此他们相当于表面上辞任，实际上“升级”。
不过，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创业者，退居幕后的同时都没有彻底放权。
刘强东掌权的方式最简单，就是他“一票顶十票”，占据京东集团 78.7% 的投票权；
马云早在 2013 年就公布了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该制度为其退休后仍然掌握集团的话语权做好了铺垫；
年轻的黄峥融合众家之长，在手握 80.7% 投票权的同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合伙人制度，做两手准备；
字节跳动还未上市，但想必全球 CEO 张一鸣也是有决策权的。
就像乾隆当年主动退位，当太上皇的三年还是他说了算。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大佬们主动辞任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他们手中的商业帝国能生生不息、不断演化，他们需要培养起可靠的精英团队。这样，既能维护集团的稳定性，又能在有朝一日自己真的想放权时，集团不至于一夜之间似大厦倾。
提到组织架构，就不得不说今年来高管层人事变动频繁的美团点评。
7 月 3 日，美团点评公开表示，事业部负责人黄海、搜索与 NLP（自然语言处理）部门负责人王仲远离职，均因“个人原因”。而其实，黄海在 5 月就已经离职了。
今年 1 月，王兴宣布美团二号人物王慧文将于 2020 年 12 月退出公司具体管理事务。6 月 25 日、30 日，王慧文两次减持美团点评股票，并发了疑似要提前离职的朋友圈，引起广泛关注。
虽然美团回应称王慧文依然会按计划在今年 12 月离职，但是美团不稳定的组织构架再次暴露在大家的视野中。
王慧文离职后，王兴、王慧文、穆荣均这个“铁三角”将缺一个角，而之前一向任人唯亲的王兴从今年才宣布启动“领导梯队培养计划”，通过人才盘点、轮岗锻炼、继任计划等，“为下一个十年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恐怕王兴暂时还不能有辞任的想法。
竞争加速优化
不管黄峥究竟怎么想，40 岁的年纪就辞任一家高速发展的公司的 CEO，这放在世界范围内似乎都让人不能相信。
比尔盖茨 1975 年创立微软公司，2014 年退位，担任 CEO 长达 39 年；
亚马逊 CEO 贝佐斯已经在位 25 年，虽然离婚被前妻分走1/4 财产，但因亚马逊暴涨，身家超过前高，正在得意，完全没有退位的意思；
马斯克 16 年前赶走特斯拉创始人，自己上位，现在背靠特斯拉玩得正欢；
同为 80 后的扎克伯格虽然最近四面楚歌，但也没打算放手创立 16 年的 非死book。
相比于国外大佬，国内就显得更新换代的速度特别快。
尤其到了美团点评、拼多多、字节跳动这样的中生代，他们都少年老成，为了防止未老先衰需要不停地迭代。
这样的区别与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体量和科技发展都是分不开的。
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环境稳定，给企业家专注发展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举例来说，扎克伯格最近面临的攻击主要来源于其没有下令让 非死book 关闭极端主义社区，更因为没有删除特朗普的博文而同时受到内部员工的批评质疑和外部广告主的“划清界限“。
除了党派斗争，还有今年来疫情在美国快速不被阻止的扩散，严重损害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环境，使美国许多企业不能正常运行。
只有社会稳定，企业才有发展的空间，初创企业才能不至于在抗风险能力弱的时候被扼杀，这是必不可少的大背景。
从经济体量来说，中国的市场规模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的约1/5，美团这样以本地生活为主的企业有发展的基础；电商市场和娱乐市场的规模同样是世界最大的，都是万亿级市场。根据 2019 年全球电商市场名单，在规模大的同时，中国的电商市场还保持了良好的增速。
中国的市场规模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每个行业可以有多家巨头存在；初创企业找准合适的细分领域，也能顺利发展，这是别的国家很难弥补的弱势。
在美国，除了亚马逊、非死book 这样起步很早、占领了全球市场的企业外，现在很难再有另一家同类企业兴起，因为他们在创业期会面临巨头垄断资源、市场规模不足等问题。
近几年，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科技发展速度，让国外企业望尘莫及。
拼多多团队中工程师占 60% 以上，研究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12.8%；今日头条团队有 50% 负责技术或后台运营，其中 90% 都有过在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经验；美团点评今年也在内部提升了 AI 条线的重要性。
中国的中生代们为了保住地位、争夺资源，以不逊于阿里、腾讯的绝对投入，致力于 AI、物联网等的发展，不断优化客户体验。而亚马逊、非死book 等似乎数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因此，国内的初创企业发展环境好、市场规模大、科技发展快，都使国内的企业必须加速组织架构调整、管理层更迭，才能始终跟得上市场趋势。现在的巨头和存活的中生代企业，没有一家不是在竞争和厮杀中成长起来的。
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竞争激烈能加速优胜劣汰，对整个社会有利无害。
这样看来，黄峥“年纪轻轻“就退居幕后，说不定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且看他是否能再出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