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文凭困境

硅谷在过去几个月里可以说被媒体批评得体无完肤，比如Google高管强迫老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企业创始人被指控对女性进行性骚扰，还有倒卖餐厅订座和停车位的创业公司。尽管现在出现了各种关于“JerkTech”的批评新闻，但我相信整个硅谷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总是在尝试为世界创造机会，而不是埋没机会。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硅谷的产业对待文凭的态度是如何的开放和民主，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文凭。时至今日，对应届毕业生来说最重要的文凭依然是他们就读的院校、GPA、专业和实习公司。不过很多这样的文凭都是不容易得到的，在过去几十年以来，普通大学的学费一路飙升，而且大部分行业的实习岗位只会提供微薄的酬劳（除了我们这个行业之外，甚至连高中生都可以每个月赚几千美金）。

现在已经有些名人在尝试改变这一现状。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经警告过高等教育的高成本可能会造成“大学泡沫”，他以个人的名义成立了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该奖学金每年会向20位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提供10万美元的奖学金，鼓励他们离开大学校园去践行自己的想法。

蒂尔也不是唯一希望改变社会对大学文凭的执迷的人。像Coursera和Udacity 这样的大型公开在线课程（MOOC）的目的就是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独立于学生的毕业文凭。这些MOOC都会提供它们独立的凭证体系，以后它们可能会为工人阶层提供另外一种文凭的选择，因为这种文凭无需花费太高的成本就可以获得。

然而，硅谷所做的事情主要都是围绕如何改变文凭的形式，而不是先降低人们对它们的需求。对于那些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精英和开放的就业市场的企业家来说，这是他们正在面临的严峻难题。

就业市场一直处于僧多粥少的状态，因此人们对市场上最好的工作岗位的竞争也愈演愈烈。随着技术不断提升国家的生产力，工人阶层能够获得的好工作已经 变少了（下文会讨论更多这方面的数据）。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根据人口调查局的预测，到2051年的时候，美国人口将会从现在的3亿上升到4亿。

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之下，文凭在筛选人才方面起到的作用甚至比以往更重要了，这就跟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背道而驰。虽然我们都不愿意放弃生产力发展的成 果，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改变文凭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话，硅谷就应该放更多的资源到恢复就业市场的平衡之上，而不是仅仅改变文凭的载体。

生产力危机

Gallup的主席吉姆·克里夫顿（Jim Clifton）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下一场世界大战将会为争夺好工作而打响。”他非常强调“好工作”的重要性，这种工作的定义是能够通过劳动交换稳定收入的工作。政策制定者正在面临一个挑战，就是现在的好工作在整体工作岗位中的比例逐渐减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因为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和经济规模的发展造成的。

虽然美国政府所关注的通常都是失业率，把它看成是国内经济健康的晴雨表，但这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数据，因为它假设的前提是只要有工作就会比没工作要好。我们可以从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中看出，国内经济新增的岗位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坏工作”——那些收入非常不稳定、福利微薄而且升迁空间不大的工作。

这是一个由硅谷的惊人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危机。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更高的生产力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就可以得到同样产出，在不用增加工作负担的情况下也可以享受更多经济发展的成果。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成果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而是更多地集中到少量精英阶层的手中。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几乎都是更 低层阶级的工作。尽管我们有社会保险和困难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这样的纳税和收入调节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可以保证那些被精英阶 层抛弃的工人还能过上体面而稳定的生活。

硅谷最近似乎也开始深入反思这个问题。就在这个星期，Google的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与风险投资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讨论了 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未来。Mashable引用了佩奇所说的话，“……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辛劳的工作来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表示虽然 人们需要工作来获得“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如果想解决当前的就业危机，我们不仅要限制工作岗位的数量，还要降低每周工作时间，

技术当然可以用于找到更多的工作岗位，特别对于那些希望将几份兼职工作安排成全职工作时间的人。我在今年曾经预测过这种工作模式，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硅谷似乎有机会完全颠覆工作完成方式的定义。

不过这些希望和机会并没有改善美国家庭正在面临的现状。生产力的发展让很多人都与社会经济脱节了，但经济还是会照样发展下去。这就意味着好工作会变得越来越少，即使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影响深远的文凭

硅谷与文凭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复杂，它经常提倡“精英管理”（meritocracy）的民主精英主义，强调证实可行的结果和做出产品实际能力。但实际上它还是会坚持其他行业所采用的文凭体系，就是说大学的名气在就业市场中有着畸形的重要性。

这对于彼得·蒂尔这样的人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位，却希望通过蒂尔奖学金鼓励其他人辍学。更加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很多这样的辍学者最终还是重返校园了，我们在本周也报道了这个现象。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文凭本身。我之前没有对它做出足够的定义，就业市场的文凭就相当于一个员工未来工作表现的预测。由于雇主不能通过真正的工作表现来评定一位应聘者（实习生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所以他必须依靠应聘者过往的数据来预测他能否胜任某个职位。

在理想的情况下，雇主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应聘者的经历，阅读他的大学论文成果和他在GitHub上面的贡献。但事实上雇主是无法承受这样的调查成本的，尤其是现在求职者的激烈竞争也增加了应聘人数的规模。

这样的话，最好的文凭就相当于优秀的标志。这些文凭可以用来将应聘者区分成两类，一类拥有较高的成功潜能，另一类的潜能会更低。从更加狭义和准确的 定义来看，第一种的应聘者就是更加优秀的。如果有一份文凭可以从所有应聘者中筛选出一个人，同时能够保证他能够完全胜任某个职位的话，那么这份文凭就是最 完美的。

但是在一份优秀的文凭当中，标志作用只是一部分的因素，他人的认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某个计算机科学大会上展示过一份研究论文将会是一项值得 称道的经历，但如果没有雇主可以理解这次演讲的意义所在的话，那么这项经历在就业市场当中就几乎没有价值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没有得到认可 的文凭，但是类似文凭的人又太多了，从而降低了这些文凭的价值。

如果想了解一下这些文凭的数字有多少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像哈佛和斯坦福这样的顶尖大学的录取人数，US News综合大学排名中的顶尖院校基本上每届都会增加1,000到1,700学生，不过加州理工学院是个例外。实际上只有排名16的康奈尔大学和排名20 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明显没有跟随这个高校扩招的趋势。

除了拥有标志和认可的作用之外，一份文凭还需要简单易懂和可以进行多方位比较。让工程师团队审阅应聘者的源代码可能是了解他的工程师潜能的最好方 法。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如此大量的数据通常都会通过GPA或者GitHub分数这些简单的数字来反映。这种做法在表面上可以更加“客观”地比较应聘者，

如果这三个因素真的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创业公司现在有着非常好的机遇可以改变文凭的定义，正如有多家创业公司都在利用更好地数据来评价个人的信用 价值，从而颠覆FICO信用评分的体系，那么显然会有更好地数据可以改变招聘员工的方式。想象我们可以利用应聘者提供的所有个人经历数据，然后使用机器学 习来判断少量应聘者的水平，比如像Gild这样的创业公司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硅谷现在的问题在于，文凭不仅仅被用作招聘的手段，还成为了一种社会认同的方式。各行各业的公司，包括Google、麦肯锡和高盛都希望选择拥有特定文凭的毕业生，从而保持这家公司的“文化”或者“适应性”。实际上像管理咨询这样的行业在招聘时完全是根据文凭来判断应聘者的。客户通常都会关注他们聘请的专业人士的文凭，他们在评判自己的律师、银行家或者投资人时肯定不会参考创业公司提供的参考指标。

考虑到这些因素，企业依然会继续要求它们的应聘者具备特定的文凭，因为这样可以让它们的招聘工作更加简单，还能保持它们特定的企业文化，如果使用其他方式的话会加大它们的工作难度。

从需求方解决文凭的问题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新增的好工作变得越来越少，而且我们也知道企业们更喜欢拥有更好文聘的应聘者，因为这样做会更加简单和安全。因此，在严峻的 就业市场当中，文凭对于那些获得稳定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有限岗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进入特定岗位的标准也会提高，这就意味着某些文凭在找工作 的时候会变得更加重要。

美国大部分中产家庭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父母要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大学，即使这些孩子对这条发展道路不感兴趣。现在几乎所有的专业工作都需要本科学位，即便是这只是一个职能简单的工作。

从这些分析结果来看，我认为那些创业公司努力的方向是不对的。它们应该更加专注于提供更多好工作，而不是尽量降低文凭在应聘工作时的重要性，或者将这些文凭转化成一些更加开放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就业市场的劳资需求变得更加平衡的话，那么文凭的价值自然就会降低。

我们可以在法律服务行业的就业市场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趋势。这个领域最顶尖的岗位几乎只会提供给美国法学院排名前14位院校（T-14）的毕业生。法律行业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获得的回报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看看这份来自全国法律就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 Placement）提供的图表，在顶级律师所工作的律师每处理一个案件可以获得大概160,000美元的收入，而普通律师 的案件收入却只有50,000美元左右，现在有些律师甚至还是按小时收费的。随着大量新律师的涌入，法律文凭对律师的收入有着难以置信的影响，这点跟硅谷的工程师不一样。

文凭是我们评判应聘者的重要标准，有些创业公司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文化，不过它们难以说服人力资源管理人员采用它们的新标准。但是我们确实有能力将文凭的重要性降低，我们要做的只是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竞争力。（译：conside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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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 Valley’s Dilemma Over Credent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