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们的心声:“那些老家伙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声明:上图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脑残”“垮掉的一代”这是前些年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 90 后形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了解 90 后将会失去一切”是许多企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活跃的用户群体和消费的生力军,90 后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个年轻人群体,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观。蒋方舟在《青年中国说》的节目中说,现在媒体的舆论环境有讨好 90 后的趋势……90 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物呢,且看全文:
陈天桥 34 岁,成为中国首富。马化腾 34 岁,腾讯上市。丁磊 30 岁,网易上市。
2012 年,在所谓的“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聚美优品推出了一则电视广告,“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成了年轻人“为自己代言”反击他人 冷言冷语的口头禅。2014 年 5 月,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主板上市,80 后的创始人兼 CEO 陈欧,身价暴涨至 80 亿人民币。
70 后独占鳌头的局面渐渐被消解,以陈欧为代表的 80 后开始登顶,而来势汹汹的 90 后则让人摸不着头脑,张天一用互联网思维卖着米粉,郭列用脸萌霸占了朋友圈头像,“霸道总裁”余佳文明年要给员工发一亿。
92 年生人的创业者尹桑曾说,我幼儿园时就有 PC 机可以玩游戏,小学的时候就“触网”,开始打网游,然后是手游。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想做更“酷”的事情。现在尹桑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一起唱”的创始人兼 CEO。
生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这群创业者,除了物质生活相对充裕,眼界也更加开阔。“初中的时候,通过互联网我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广阔,我知道我以后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而不是 父母期待的医生、律师、会计。”在谈到为什么要创业时,一位 90 后创业女孩这样告诉《IT 时报》记者早就埋在她心底的创业冲动。
拒绝被贴“90 后”标签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会有以年代去标记一类人群这样的做法出现,说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着较强的不知足以及功利的心态,这是我对这个现象的本质 判断。”东革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姚欣宇拒绝了采访。事实上,他现在拒绝一切媒体采访,因为不愿被贴上 90 后的标签。
“包括我在内有好几个人都在《福布斯》年度前 30 位 30 岁以下创业者榜单中,但是这样的称号出去,真正有能力的长辈和同辈不怀疑你的能力或是嘲讽,就谢天谢地了。创业圈和娱乐圈不同,是商场更是战场,‘高调曝光’这个技能不是都能产生正面价值的。”
云计算公司捷速网络 CEO 郭秀峰也以一旦高调就会跌个大跟头的理由拒绝了采访。
“90 后是个伪命题,一个标签怎么能代表一代人呢?90 后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在得知自己被“90 后”这个标签代表了之后,尹桑,这个 92 年出生的年轻 CEO 有些不能接受。其实在《IT 时报》记者采访的众多 90 后创业者中,大多数人对于“90 后”这个标签都表示无奈。“90 后这个标签在当前的舆论语境下所代表的含义首先是脑残,然后是颠覆、创新、疯狂、个性等,我觉得它不能代表我,起码我不是脑残,”另一位 90 后创业者在谈及“贴到”自己身上的 90 后标签时如此说道。
“脑残”“垮掉的一代”这是前些年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 90 后形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了解 90 后将会失去一切”是许多企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活跃的用户群体和消费的生力军,90 后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个年轻人群体,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观。
“蒋方舟在《青年中国说》的节目中说,现在媒体的舆论环境有讨好 90 后的趋势,不过我觉得 90 后是冷静的,一些人也已经慢慢地意识到这点。”唯众传媒制片人、《青年中国说》节目制片人蒋凌霜说。
“任何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这很正常,在我看来,90 后并不是一个整体很牛逼的群体。”一位风险投资人认为,媒体对于 90 后的标签和追捧,是一个伪命题。
“那些老家伙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些老家伙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是余佳文,备受争议的 90 后创业者,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在最近播出的《青年中国说》中,“明年给员工发一个亿”“我赚不赚钱关你什么事”等豪言,让余佳文成为舆论焦点。
马佳佳用情趣用品掀开了传统观念的遮羞布,余佳文则用互联网小混混的口吻宣称明年要给员工发一亿工资。越来越多的 90 后像他们一样,以“创一代”的姿态站出来。
90 后创业者身上大多有着相似的经历——辍学,创业并不是长大之后的选择,更多是从小的梦想。小学四年级开始,尹桑的梦想便是成为比尔·盖茨,长大后赴美留 学,学的是创业学,读到一半便退学了,“退学就是一个选择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学的是创业学,学历本来对创业就没有什么用。”
相较于受完良好教育、走出大学后才开始创业的 70 后、80 后,90 后对于创业的概念更加直接,“看到好的时机,就要马上去做。”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来自硅谷“车库创业”传奇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前辈起早贪黑白手起家的传统故事。
无论是低调还是高调的 90 后创业者,改变和颠覆是他们创业的原动力,他们不认为,所有的舆论会认同自己。“我认识的 90 后创业者,都是拿很低工资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创始人拿工资的话,说明他对自己的公司股份不信任。这个概念 60 后、70 后、80 后是不理解的,他们会说工作怎么能不拿工资呢,会说我是在作秀。”尹桑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同样的观点。
“只有 90 后才懂 90 后。”在看项目时,风投王强(化名)特别关注一些弹幕、动漫创始人的年龄,如果是 90 后,或者泛 90 后(85 后接近 90 年生人),他会给这个项目加分,“这些项目,70 后、80 后是做不来的。”
但 90 后创业者对于自我的绝对自信,却也成了舆论反击的焦点。“我有时候在学校里看到一些 90 后特别热情去创业,我跟他们讲,你最好把书读完,这是第一。”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近日喊话 90 后创业者,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天才,创业是件苦逼的事情。
“70 后、80 后会想我做的事情有意义吗,而 90 后就会想我做的事情有意思吗?”蒋凌霜认为,“90 后更为早熟,不关心周围人的看法,更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90 后如果认同你的公司文化,他们会为公司卖命,因为他们的原则是‘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我们在做颠覆性的东西”
“我们不想做风口上的猪,我们为什么要做风口上猪呢?这个一点都不‘酷’,我们要做很‘酷’的事情”,“风口上的猪”是去年一个很火的话题,小 米的雷军用选对趋势猪都能飞上天的比喻来讲选择的重要性。而在 90 后看来,成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结果,而在于做更“酷”的事,做颠覆性的事。
“你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具有颠覆性吗?”“当然。”这是众多 90 后创业者的相同答案。
“无私轻生活”的初创团队 5 个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时通过朋友圈认识的,几人一拍即合,毕业后便开始了创业。他们创业的项目是 P2P(个人到个人)的租车服务,车主在车闲置的时候把车挂到平台上,需要租车的人可以到平台上挑选。2013 年他们的平台 Carshare 在香港面市。一年内,通过该平台有 4000 名车主把车租给超过 50000 名租车者。2014 年 5 月,他们开始进入内地,上海是第一站。
“现在可能环境有点简陋,但我们很快会搬去一个大点的地方。”12 月 2 日晚上 9 点多,《IT 时报》记者来到“无私”位于上海杨浦区锦建路上的临时办公地点。这里的面积不算大,约 130 个平方,两张长桌子摆成L型。除了两位初创团队成员简雪忻和吴佳农外,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和一个 30 来岁的外国人还在电脑前工作。吴佳农说,这两个工程师分别来自百度和微软。
“我们是在颠覆。”坐在被玻璃墙隔开的办公区里的简易沙发上,简雪忻和吴佳农讲述了他们正在做的“具有革命性的共享经济”。
吴佳农认为,他们是第一个将此概念引入中国的公司,这无疑是颠覆性的。当记者谈及这种模式属于改良还是颠覆性的革命时,简雪忻反问,“你觉得苹果手机算是颠覆性的吗?它也只不过是把智能机改良了一下。”
撰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杰里米·里夫金在其新作《零成本社会》中,对共享经济的解释是,人们能直接在物联网上生产、分享能源和实物,并运用大数据和算法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使生产和销售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并在某些领域颠覆资本主义的交换经济。
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零成本社会与基于“稀缺”“利润”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理论并不一致。质疑者表示,如果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享都是免费的,企业家无法收回成本,怎么会有创新和生产的动力?
和“无私”做同类服务的 PP 租车去年 10 月已进入中国,11 月初,宣布完成 6000 万美元 B 轮融资。
“投的就是这波 90 后”
“我们投的就是这波 90 后。”在某著名投资机构的办公室中,一名年轻的投资经理五指如飞,在微信上回复着各种 90 后创业者之余,突然抬起头来淡然地冒出来这句话。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中,他接触过数百名北京、深圳等地的 90 后创业者,投资了若干个动漫、社交、众筹领域的新秀项目。期间跟这群年轻人称兄道弟。线上头脑风暴,线下各种聚会,聊创业、聊理想、聊未来。接触久了,他也被 90 后身上的某种特质所打动。
“衣食无忧,追逐理想,能独立思考,勤奋有冲劲。”与娇生惯养、非主流等负面印象相反,他给予了 90 后互联网创业者最高的评价,这些特质在资本界的眼中成了最理想的创业者。
“90 后创业者,能够充分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做出足够新颖的产品。”在这位年轻的投资经理眼中,这波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与目前主流用户没有文化、思想上的 代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像 80 后创业者一样有来自家庭的压力,有足够充足的时间去追逐理想,精心打造好一个项目。”
激情、独立让 90 后成为理想主义创业者,但在具体的商业运作、公司管理过程中,缺乏经验的他们多少显得有些稚嫩。“易题库”创始人武星宇,高三时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母校 北大附中的 50 周年校庆时,他自编自导拍了一部微电影,武星宇觉得很了不起,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校友以这种方式纪念自己的母校。这件事让武星宇看到了一个优秀 创意的意义所在。大学时,武星宇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却在大三选择了一边读书一边创业,而他创业的领域并不是在电影行业,而是为老师服务的在线教育产 品易题库。
现在武星宇公司有 20 多个人,与 200 多所学校在合作,用户已经过 10 万。武星宇坦言,公司在融资方面没有太大压力,最主要的问题是招人难,“我们现在都是提前三个月储备人才,要求至少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让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管理一个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余佳文企图用不拘一格的“野路子”颠覆传统的公司组织架构和管理套路。他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砍掉,让员工 自己开工资。但在《青年中国说》节目现场,马上就有现场点评嘉宾质疑,你这样的管理方式,有“团伙”的意味,而不是“团队”,一个团队还是要靠制度来维 持,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上述投资经理认为,与传统的商业项目不同,他们投资 90 后的创业项目时,并不急着商业变现或者是资本退出,而是给予他们宽松的发展空间,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及时给出建议和指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90 后创业者和投资人更像是朋友关系。
在浩淼的银河系中,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薛来
薛来,生于 1992 年,科技公司 Ractiv 创始人兼 CEO。在浩淼的银河系中,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薛来。
16 岁时,他和林晨阳、李贤基以“启发多触式界面数据传输”技术赢得了英特尔国际科学和工程大奖赛。那一年,还是高中生的三位小伙伴并没有萌生创业的想法,他们将 1000 美元奖金留作申请专利的科研基金,而其余 2000 美元全数捐献给了遭受地震侵袭的成都。
次年,“2009 年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舞台上,他与钱学森、高琨一起站在领奖台上。对于喜欢埋头做科研的他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去大平台专心科研。
高考那年,他搁置了去美国求学的机会,初衷是为了省下每年三四万元的学费,给家里减少负担。于是,他决定留一年 gap year,就给英特尔公司投了简历,顺利地进入了上海英特尔亚太研发中心,他是全公司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正式员工。
一年以后,身在新加坡的林晨阳也服完了兵役,林晨阳对薛来说:“我们一起开家公司吧。”薛来说:“好的。”两人一拍即合,薛来放弃了学业,放弃了英特尔这样的大平台,当时双方父母都不支持他们的创业。
他俩抱着手工制作的产品 touch+,自费买了去美国的机票,一家家地跑投资公司。遥想当年比赛时,薛来在额头上戴着一个带有透明胶粘合的自制设备,身后背着一台 ThinkPad 笔记本电脑,冲着对面的 Kinect,时而举起双手,时而做出端茶壶的动作。
“美国的风投都非常老油条,他既不投你,也不放你,不温不火地搁着。”于是,他们转向众筹的方式,没想到,这个类似于微动和 Leap Motion、可以省去手在键盘和鼠标之间来回移动的手势控制装置,头 3 天就在 Kickstarter 上筹得了 10 万美元。后来,他们在新加坡拿到了红点创投的 50 万美元,但由于做硬件成本较高,现在这笔投资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在新加坡租一家像样的办公室。迫于资金紧张,薛来回到了上海的家里,通过 Skype 和同伴们远距离协作办公。
一个 90 后的 CEO,带着一群平均年龄 40 到 50 岁的大叔们创业,薛来有过沟通和相处的困惑。“我现在正在慢慢地改,我觉得只要把员工当作合作伙伴,以一种平等没有阶级概念的态度来和他们共事。”他说。
在看似冲动的创业选择背后,薛来用一周工作 100 个小时的疯狂方式为自己做事,“已经写了 20 万行代码,不过还没完,争取这周末就把驱动做出来。”薛来对《IT 时报》记者说,“我总是喜欢自己埋头做事,有时候不能很好地跟同事沟通协作。”
屡败屡战的创业坚持者
李佳,生于 1990 年,一个非主流的 90 后女生,她的身上有叛逆的因子,她喜欢逛酒吧。“余佳文不能代表我们整个 90 后创业团体,我们不能浮躁。”她对记者说,中性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
她的微博上还写着“Relax Soul 生活网 CEO”这个头衔,酒吧客和 Relax Soul 生活网是李佳的初创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以夜生活为切入点,不过现在都已经搁置了。
“如果你只付出了 80% 的力气,不能说自己尽力了,尽力应该是付出 120% 的努力。”讲起初创的艰难时李佳说,“朋友让我去投资者大会,我在门口徘徊了很久,都不敢走进门。”
大二那年,李佳借着实习的机会来到《创业家》,她的动机十分明确:认识人脉找资源。2012 年初,她用了半年的时间来做市场调研,原先想做同城活动的念头被打消了,因为她发现,如果音乐、展览、线下交友一把抓的话,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不适合初创项目。
有天晚上,她在酒吧里参加一个 open 麦克的活动,场子非常热闹,她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做一个面向“酒吧客”的产品呢?
“组织了两次 open 麦克的活动后,我发现中国人不像外国人,场子很慢热,虽然每场都赚钱,但是没办法规模化。”李佳尽力总结着产品失败的原因,“一般酒吧客都是‘刷脸卡’,跟老板混个脸熟就可以打折,线上的折扣自然留不住客户。”
当她将“酒吧客”App 的 UI 图纸设计出来后,迫于家里的压力,她还是回到澳洲继续读研。不过,她没有将这个项目放手,托国内的合伙人帮忙找技术人员来写代码。一直到了 2013 年年底,技术仍旧没有搞定。“可能合伙人的意见不统一,我们的团队就散了。”李佳说。
在她看来,团队建设比运营推广,甚至是产品本身更为重要。“合伙人分为出钱、出资源和出力三类,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力互补。”她说道。
今年 3 月,她又动手操弄起现在的项目——“小帆船在线”,一个帮助“海归”进行就业培训、咨询和招聘的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线,李佳规划着 1 个月后就回国找投资。
大家说:怎么看 90 后创业者
有人说,90 后没有 60 后的焦虑,没有 70 后的听话,没有 80 后的压力,没有思维定势,只为梦想努力,只为自己和爱自己的人活,很酷很有感染力。
由百度百家发起的“如何对待 90 后创业者?”的网友投票中,有 70% 的人站在正方,认为应该给更多的宽容与支持;有 29% 的人站在反方,认为泡沫太多应理智。
正方
蒋凌霜(《青年中国说》制片人)
余佳文身上有很多争议,但谁的青春没有争议呢,我倒觉得他想事情很通透,他在节目中曾说:“我喜欢称自己为年轻人,因为 90 后终将会过去,但年轻永远不会过时。”
在我们节目前期调查中,会发现 90 后这一代人,生活环境更为优渥,教育环境也更为良好。他们不用背负 80 后的压力,也没有 70 后那么谨慎,他们创业不会瞻前顾后,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从国家政策来说,国家是不鼓励年轻人盲目创业的,这批创业的人里可能只有1% 会成功。
王俊(创业咖啡馆 IPO Club 的创始人,80 后创业者)
80 后很纠结,有生活压力,养活自己,买车买房;90 后的想法更接地气,想做就做,执行力强。
90 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从小就开始接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也在这两年中迅速普及,似乎是一块新大陆,跟互联网相比,普及速度更快,用户基数更大,使用频次更高。你会发现,90 后比起前辈们,对互联网的模式创新理解得更为深刻。
有人说,90 后一毕业就出来,甚至辍学创业,没有资源、人脉,空有一腔热血。我倒觉得,资源从来不会成为 90 后创业的壁垒。
如果一个 90 后拿着他的项目来找我孵化,那他只要对自己的项目理解够深,享受创业,有团队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我就愿意给他投。
反方
互联网专栏作家 老铁
(真名佟志斌,目前也在做 O2O 方面的创业)
90 后的一个共性是,创意性的东西很多,想法非常具有颠覆性,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往往落到现实层面难以执行。想法很有颠覆性,而商业模式并没有太大的颠覆性。
余佳文是一个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个 90 后创业群体。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有些传统的东西是不可能颠覆的,比如传统的商业管理方法,这是科学、是真理,“野路子”是很危险的。
拿 80 后来讲,他们那时候创业的人也很多,但是最后活下来的就戴志康和李想,他们一个有技术门槛,一个有专业的管理团队。我认为 90 后创业企业能活下来的比例在 30~40%,具有技术或管理门槛的企业才能活下来。
梅晨菲(Innospace 投资人)
90 后做事考虑比较少,有利有弊,利在他们行动力强,弊在规划不够,起伏较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将 70 后、80 后、90 后横向比较没有意义,我们看项目主要看团队,看综合成熟度。
Innospace 一年看上千个项目,90 后的项目不会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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